封建王朝的底色都是黑的，只是深浅不同罢了。
梁山好汉所处的大宋朝徽宗时期，正是社会矛盾多发，统治阶层的压榨加剧，社会底层各类人等被迫铤而走险者众多的时候。
局势动荡不安，徽宗应对乏术，四大奸臣弄权，大宋江山已是江河日下，逞摇摇欲坠之势。
徽宗赵佶是个很好的画家，但又是个很糟糕的皇帝。高俅原本只是东京街头的一个混混，但踢得一脚好球，恰好当时还是端王的赵佶好这一口，便把高俅纳入府中，对其倍加宠信。
及至即位为帝，赵佶更是荒唐的把这个会踢球拍马的混混任命为殿帅府太尉，执掌军事大权，可见其昏庸到了何种程度。
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因事得罪了高俅，便被他指使人一路陷害追杀，直至将藏头缩脑忍气吞声的林冲逼得忍无可忍，最终彻夜爆发，一把火烧了大军草料场，在一个风雪之夜投奔了梁山，完成了从一个公务员到一个强盜的蜕变。
下级军官鲁达则因为救助一对无辜又无助的父女，怒打恶霸镇关西，从而摊上了人命官司，只好削发出家。后来也被那个混混太尉逼进了绿林，从此在和尚的身份之外又***做了强盗。
徽宗在高俅之外还任用蔡京、杨戬、童贯等巨奸，加征苛捐杂税，大肆掠夺民众资产，使得底层百姓破产者众多，其中很大一部分便转而为盗。
整个社会形成了朝庭明火执杖合法明抢，山贼草寇频频骚扰劫掠，普通老百姓苦苦支撑的局面。
赵佶的昏庸无能和贪得无厌也遇到了一些批评，如已经卸任的前朝宰相范纯仁就在他的奏章中劝谏徽宗“清心寡欲，约已便民”。
朝廷、梁山都是由人组成的。人都有利益，为了自己利益，会做出伤害他人的事，从这个角度讲，都不是公正的。
为了维护统治地位，朝廷会做出好的决策。目的正义，执行走样，结果就不正义。
我们经常听说一句话，叫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人和人组成了各种利益集团。朝廷如此水泊梁山也是这样，只不过目的不一样，利益不同而已。朝廷是一个大社会，水泊梁山是一个小社会，他们基本没有什么不同点。只要有人就有利益纠葛，只不过这个矛盾冲突在什么样的均衡下可以存在罢了。作为普通的老百姓，做不到居庙堂之高，居江湖之远。然而他们确确实实是生存在社会中。形形***的圈子存在着，有它的必要性，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朝廷中存在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表面上是说为了大的国家利益，实际上也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宋江为首的水泊梁山，从他们上梁山的各个不同的目的利益来说，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存在着。社会上各种形形***的人，他们要生存，他们也有自己的希望，也要求有自己的发展机会。然而在正常渠道得不到发泄的情况下，他们就会为一己私利而结成各样的帮派团体。这是历朝历代都存在的。
正所谓小盗为寇，大盗为王。盗物者为寇，盗国者为王。
梁山好汉如果再壮大，直接打到京城，推翻宋庭，他们自立为朝，这国家就是梁山英雄的了。那时，他们就不是寇、盗，而是中国英雄！
朝廷为什么和梁山一样黑。因为在他们没有拿下全国统治权时，它和梁山人是一个作派。拿下全国统治权后，毕竟它做事要考虑人民群众的承受力，所以在某方面它便代表了人民群众，所以给人感觉它很正统。但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统治集团中混进一些小人并窃取了权力后，他的所做所为很多事是见不得阳光的，因此，使人觉得朝廷也很黑！
要想根除这种现象，只有加大反腐力度，让人民群众参与到社会运行中，行使应有的权利！
康熙七年，一个扬州妓院的小孩走进京城，机缘巧合下他进了紫禁城。
在这里他混的如鱼得水，因为他早早发现了一个混官场的秘诀，那就是大清官场和妓院其实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啊。
这小孩叫韦小宝。
妓院是社会的最底层，这里鱼龙混杂，能见到各种各样的人，官场也是这样，大清官场不过是把底层人们玩得那些套路加了一层仁义道德的伪装而已。
这是民心所向造成的。
两汉时期的光辉灿烂在华夏民众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我们到现在还称呼自己为***就是其最直观的表现。汉朝经历了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昭宣中兴、光武中兴等一系列的成就，使得老百姓对汉朝的认同感非常强烈，若有人意图窃国，当然会被民众贬为“汉贼”。史书上记载曾多次有大臣建议曹操称帝，但他都拒绝了，客观上讲也有民心所向的考虑。
李世民则不同。隋末天下大乱，中国刚从南北朝的大分裂中走出来，又遇到了一个横征暴敛的隋炀帝，各地战火不断，民心思安。李唐王朝横空出世算是救民于水火，当然大受欢迎。实际上李渊取关中基本上没有受到大的抵抗，就是这个原因。
《三国志》中称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后汉书》则称曹操为“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没有一个将其评为“汉贼”。曹操之所以被称为汉贼，更多是因为《三国演义》造成的，正是刘备集团经常称曹操“名为汉臣，实为汉贼”。
曹操之所以被称为汉贼，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我们不妨来分析一番。
1、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曹操被诟病的重要原因，然而毛玠的原话却是“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三国志·毛玠传》），“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这句话则是沮授劝谏袁绍的话，只是袁绍没有***纳罢了。然而在《三国演义》当中，“狭天子以令诸侯”则被安在了曹操头上。两句话虽然意思大致相同，但“奉”字和“挟”表达的意思显然是有差距的。
2、曹操权比天子。曹操虽为汉朝丞相，但实际权力早已超越了皇帝，汉献帝只不过一个傀儡和精神象征罢了。可是“汉贼”曹操偏偏没有篡权称帝，相较于乱世当中那些被权臣杀死篡位或者被迫禅位的皇帝，曹操对汉献帝的态度已经是极好了，终其一生始终没有篡位。
3、曹操意图夺取江山。这点不可否认，曹操的确志在天下，可是乱世当中的各路英豪，又有哪个没有夺取天下的野心呢？即使是号称汉室后裔的刘备，难道他真的一心为了恢复汉室江山么？他愿意在夺取天下后拱手将权力还给汉献帝吗？恐怕也未必吧。
所以，曹操只是做了乱世群雄应该做的，甚至比大多数枭雄都要客气的多。
这个其实并不难理解，《三国演义》有着明显的“尊刘贬曹”倾向，是以刘备为汉室正统进行描写的，那么作为刘备的主要对手，曹操便自然而然被塑造成了朝廷之贼。
诚邀。
在我国，汉朝影响力深远。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位，最终还是归于失败，而他本人也被打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可见在当时名声对于一个人的影响。
东汉末年，东汉王室名存实亡，东汉献帝被军阀董卓挟持，董卓被杀后，献帝先后被多人挟持，后来献帝被曹操当做傀儡，曹操兴起北方时，有一个政治策略“挟天子以令诸侯”，正是这个策略的实行，曹操迅速壮大了起来，官渡之战后，曹操逐渐统一了北方。
而相对应的，汉献帝经常趁曹操远征之际，联系大臣，伺机反扑，这对曹操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但是考虑到自己的政治策略，曹操还是忍了下来，只是杀了汉献帝身边的几个人而已，但是因为曹操的行为有“胁迫君主”之嫌，曹操汉贼之称由此而来，事实上，这个称呼也有刘备和孙权两人的推波助澜。
而唐太宗则是另一种情况。
隋朝自建立以来，内部看似平和，经过隋文帝励精图治的治理，有了治世的景象，但是这一切都是表象，隋朝的统治基础很薄弱，国家对于门阀士族的控制还不够，关陇贵族和山东士族都是潜在的威胁，隋文帝在世时他们不敢，但是隋文帝去世后就是另一番景象。
隋炀帝为人聪颖，有做大事的能力，但是他为人过于急躁，好大喜功，无论是长城的修筑，还是大运河的开挖，虽然都是有利于后代的事，但是在操作上不恤民力，最终导致了民怨沸腾，各地纷纷反抗。三征高句丽更是加剧了社会矛盾，不久隋炀帝在江都被部将***，隋朝接近灭亡，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唐太宗李世民趁势而起，在唐朝建立的过程里建立赫赫战功，为唐朝的统一做出重要的贡献，他之所以没有曹操那样的待遇是因为:隋朝帝王已然团灭，乱世谁赢谁就是老大，没有那样的名声压力。
总而言之:曹操有那样的名声因为他挟持帝王，“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李世民没有这样的经历，隋朝帝王已死，他没有那样的顾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