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改革失败的原因有几方面，第一，没有一个决心把改革进行到底的皇帝，第二，触犯了绝大部分勋贵和***的既得利益。
皇帝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可是宋仁宗是一个耳根子比较软的皇帝，想改革，却又不愿意得罪勋贵和大部分官员，本来改革就是牺牲小部分的利益来成全大部分人的利益，可是，这小部分人才是国家的高层，是能影响皇帝决断力的人，那大部分人却没有机会得见天颜。
庆历改革最根本的措施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其中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属于人事改革，这方面阻力最大，这些都是勋贵和***的特权，官员们推荐自己的家人朋友为官从中牟利，你让他失去，一定是会反抗的。均公田也是反应比较大的，吃到嘴里的田地，你让他吐出来，很难。庞大的官员群体，庞大的利益团体，改革只进行了一年就结束了。
范仲淹是个改革家，虽然最终因为种种原因失败了。终宋一代，也没有解决冗兵冗官。最终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几乎所有大刀阔斧的改革最终都会失败。这些失败无一例外地说明了一点，所有的改革都不在适合生存的土壤里。
我们总会设想，如果王安石变法成功了会怎么样，如果庆历新政成功了会怎么样，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了又将会怎么改变中国命运的走向。只是，这些设想都建立在变法失败的基础上罢了。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一股势力，叫守旧派。千百年来，一直在顽强地阻挠任何能让中国更加富强先进的变革。为了他们的固有利益，他们牢牢地联合在一起，将一切的新事物视为异端邪说视为洪水猛兽。即使偶尔会有些开明的君主愿意有所作为，也最终会陷入僵局，种种措施无法有效施行。
范仲淹的改革之所以失败，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皇帝有始无终，对改革的推动和支持不彻底；二是改革触犯了当时以士大夫为代表的大地主阶层的利益，遭到最强有力的反对，改革最终功败垂成。
其实，改革的最初推动者就是当时的皇帝宋仁宗。宋仁宗赵祯也算得上一位期望成就一番伟业的皇帝。景祐五年（1038年），宋朝藩属党项族首领李元昊脱宋自立，自称皇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第二年，西夏以正式文书行告宋廷，宋仁宗闻之大怒，随即下诏削去元昊官爵，并悬赏捉拿。从此，宋与西夏的战争全面爆发，一打就是三年多。随着战争的推进，北宋微薄的国力财力难以为继，加上久战不胜，朝廷的压力越来越大。宋仁宗清醒地意识到，强内才能安外，固本才能邦宁，于是，庆历三年（1043）四月，他火速调任范仲淹为枢密副使，不久又任范仲淹为副宰相，开天章阁，命范仲淹条对时政，征求改革弊政的措施。
范仲淹从小就苦读诗书，胸怀大志。当年，他在应天书院（今河南商丘）求学时，有一次，皇帝幸临应天府，应天府万人空巷，应天书院师生也倾巢而出，争睹圣颜，只有范仲淹岿然不动，继续读书。回来后，同窗问他为什么不去一睹皇帝风***，范仲淹说：“将来晋见也不晚。”可以看出，范仲淹是一个注定要干大事的读书***。
所以，范仲淹出任副宰相，接受任务之后，立即根据自己多年的基层经验和对朝政的思考，向宋仁宗上书《答手诏条陈十事》，他指出：“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然则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
确实，宋朝到了宋仁宗一代，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承平日久，积弊丛生，机构臃肿，财力薄弱，百姓困苦，外敌汹汹，国家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于是，范仲淹以提高财税收入、增强军备力量、刷新吏治、提升效能等为目的，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等十项新政纲领、改革举措，宋仁宗将这些举措在全国推行，改革全面铺开，史称“庆历新政”。
这些改革措施中，除“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三项外，其余都为刷新“吏治”，即通过“精兵简政”的手段，来减轻国家重负，提高行政效率，最终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然而，当“择官长”“明黜陟”“抑侥幸”等措施实行后，却影响了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士大夫群起而攻之，加上宋仁宗有始无终，朝廷股肱大臣瞻前顾后，利益集团顽固阻挠，这十项改革措施只实行了六项就半途夭折，1045年，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改革派相继被贬出朝廷，各项改革随即废止，“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
范仲淹的改革失败基本就是政党相争的结局，其中至关重要的人就是宋仁宗宰相夏竦（当然他这会还不是宰相）。
在讲夏竦之前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叫做吕夷简。公元1022年，年幼的宋仁宗即位，吕夷简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也就是相当于宰相了。但是此时是刘太后垂帘听政，把持国家，刘太后此人刚愎自用，又丝毫不懂国家之事，整个北宋朝廷自然就是贪官污吏横行。
也是由此，吕夷简不得不纠结党派（也就是后面的革新党）力抗刘太后，不得不说还亏了吕夷简的到处周旋才打理好当时的朝政，直到宋仁宗亲政之后，吕夷简就以功臣自居了。回到夏竦这个人，当时吕夷简和夏竦同为真宗时期的宰相王旦赏识，但是吕夷简亲王旦，夏竦却亲近宦官张怀德和另一位宰相王钦若。所以很自然，当仁宗亲征，吕夷简及其党派做大的时候，夏竦是受到排挤且不得志的。
但是夏竦毕竟也是人才，而且当时不管是资历还是其他都仅次于吕夷简，所以吕夷简退休之后就故意推荐夏竦为接班人。但是没想到的是，吕夷简也在这是和他的革新派抓住夏竦在陕西边关对抗西夏的时候不作为为理由弹劾夏竦，结果一来二去的，夏竦被贬到了亳州。
眼见自己的地位一落千丈，夏竦肯定是不甘心，此时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夏竦以革新派中石介为突破口，指责阳修、范仲淹、杜衍等结党，迷朝误国，而他们都是站在吕夷简这边的革新派代表。更在石介家中搜出了革新派准备废掉宋仁宗另立新君的阴谋。这些一下，范仲淹等人哪还有理说的清，只好主动请求贬官外放，而庆历新政也宣告失败了。
所以，这是人祸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