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平常不爱穿军装，因为重庆的将官太多了，不挂两颗星你都不好意思参加个酒会或者牌局什么的，而黄埔六期肄业的戴笠直到1945年3月8日，才正式铨叙陆军少将。他能够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被任命为军统局“代理局长”，就是因为职务和军衔基本可以挂钩了，毕竟之前才是个铨叙陆军上校。
其实戴笠在出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时（局长陈立夫），已经挂上了少将牌牌，到1938年第二处拆分出来组建真正意义上的“军统局”时，主持工作的戴笠干脆挂上了中将牌牌。但是要注意，这都是老蒋一纸手令就可以任命的“职务军衔”，在军事委员会铨叙厅那里是不做数的，只是为了工作方便而已。
所以戴笠一直到死（1946年3月）的正式（铨叙）军衔都是少将，也所以才有了死后追晋陆军中将的举动，现在理解了吧？因为六期生的资历实在太低，张灵甫、胡琏等四期生也都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才晋的铨叙少将，戴笠能够差不多同一时间晋衔，已经算是特殊提拔了。当时军统局理论上的二把手是主任秘书郑介民（毛人凤代理）、三把手是帮办唐纵（兼侍从室六组组长），这些要弄清楚。
这种铨叙军衔和职务军衔的区别，在外人看来未必清楚，军界内部可都是门清，所以当戴笠挂着两颗星跟正儿八经的陆军中将、上将们举杯时，他心虚。蒋军内部的论资排辈风气还是挺严重的，比如解放战争时期各大“剿总”的总司令，基本都是保定生，原因就是黄埔一期生资历还略显不足，至多为战区副职。
戴笠对此也很忧伤。
一个“戴老板”让多少人为之颤抖？即便是他的胞弟戴云霖也因为他是“戴老板”而被人称为“二老板”，如此看来确实威风凛凛。
但是，戴笠对自己被称为“老板”或多或少也感到无奈，我戴笠又不是商人，我怎么说也是一个少将，也是军统局的掌舵人，你们说我是军统特务头头，是“蒋介石的佩剑”，是“中国的希姆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神秘的人”，可是为什么叫我“老板”？
你以为戴笠不想让人叫他“戴局”？可也只能想想而已。
戴笠从一个人到组建“十人团”，又从“十人团”到1932年当上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最后在1938年成立军统局，他一手创造了军统，不可不谓辛苦，可是却眼睁睁地看着贺耀祖坐到了军统局长的位置上，自己却只能屈居于副局长之职，为什么？
这便要从戴笠的发展经历开始说起了。
戴笠好赌，后来一头扎进了上海滩，想在上海滩混出个人样，可是混了几年也仍然是一个小混混、小瘪三。当然，戴笠在上海也没白混，他认识了杜月笙，结交了胡宗南，给蒋志清、戴季陶跑过腿，也是一段精彩的人生经历。
后来，他在江山遇到了回乡治丧的毛人凤，听了毛人凤一席话后，似乎茅塞顿开，然后决定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戴笠从未担任过军统局局长，他的职务是军统局副局长，但却是实际领导人，戴老板这个称呼最早是军统特工叫出来的，不是为了什么保密需要，而是为了回避称呼上的尴尬。
首先看看戴笠的履历，他确实从未担任过军统局局长
1932年3月，任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处长；
1935年，兼任国民***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同年与特务处一起被并入国民***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老军统）第二处（情报处），任处长；
1938年8月，国民***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老军统）改组，第二处（情报处）完全独立，扩为新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新军统），军统局正式成立，此后一直担任副局长，一直到1946年坠机死亡。
军统特工称呼戴笠为老板，是为了避免称呼上的尴尬
以戴笠的能力和与蒋介石的关系，担任局长绰绰有余，但他资历比较浅，压不住场面，很多人有意见，蒋介石的解决方案是让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处长兼任军统局局长，戴笠担任副局长，实际主持工作。
不过，这个局长是虚设的，一切工作都由副局长戴笠直接向蒋介石汇报，局长从不过问军统局事务，只是在年底听听副局长戴笠的工作汇报，也不过是走走过场。
但这时就出现了一个称呼问题，戴笠明明是副局长，手下称呼他局长肯定不合适；称呼他副局长，可他明明是说一不二的大领导，何况称呼副职，这是不找不痛快吗？
中国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军统特务很快琢磨出了一个新称呼——老板。
老板这个词很有江湖气，跟戴笠原来的身份很贴切，而且称呼起来亲切，同时也暗示了戴笠军统实际领导人的身份，又回避了称副局长的尴尬，真是一个极好的发明。
这个称呼最早由谁叫出来已经不可考，但无论是戴笠还是其他人，很快就接受了这个新称呼，于是戴笠便以“老板”之称留名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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