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东林党人的评价，有两种观点：一派认为东林党和齐、楚、浙及阉党一样，“都是从派性出发争夺权势而已”;另一派则认为东林党“不务空谈, 主张躬行实践, 不是为讲学而讲学, 而是要过问政治, 以达到经世致用”。
我比较倾向于第二种观点，然而，东林党人初心虽好，最终却还是卷入他们极力反对的党争中，并最终因此惨败在阉党手下，这对于他们而言，不啻为一个极大的讽刺。
东林党倡导经世致用，道德济世，但他们经世的具体内容, 主要体现在“清议论政”和“生民关怀”两个方面。从这两方面活动的内容、过程及其后果，也不难看出东林道德经世的可操作性是何等缺乏。更重要的是，东林党人对于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蓝图也并未真正推行，相反，他们当政期间忙于党政，扶植同党，对宿敌齐楚浙党进行残酷打击，欲将其一网打尽。虽然这是时势所迫，是权力斗争的必要手段，但东林党的腐化却也是明显存在的。由此看来，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纵使他们在党争中击败阉党，也只不过迎来新一轮的党间、党内派系争斗罢了。无论如何，他们平息党争，拯救时弊的目标是无法达成的。
我认为，他们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非此即彼”的认知模式和“善恶两分”的绝对化政治思维定势导致他们的行为趋于极端且不识变通，将大批正直的中间派官员逼入“反东林”派系中。谢国桢先生曾感慨:“我们最可惜的是东林的壁垒森严，党见太深, 凡是不合东林之旨的人, 都斥为异党。”
二、对于现实问题的错误判断和济世手段的不切实际。明末社会积弊甚多，王朝可谓危如累卵，东林党对于最根本的国库虚弱，经济危机却视而不见，他们意图用道德手段代替技术手段，殊不知，这种方法对于解决现实问题并无多大帮助。相反，严厉的道德批判反而加剧了党争。
三、士本身的局限性。士人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越感使他们自傲，孤僻，将自己的价值观凌驾于他人之上，导致他们在现实中的孤立(这一点在与阉党的斗争中尤为明显)。同时，东林党人中多有迂腐和呆板者，缺乏审时度势处理复杂政治事务的灵活机变，难以在纷乱时局中有所作为。
四、复杂、严峻的社会形势使他们忙于权力斗争，党同伐异，根本没有精力实行救国之策。
前期还算清明，与阉党相互制衡。魏忠贤死后，他们就是彻头彻尾的投机分子，坏得很。
1.代表士大夫、地主、富商利益，不顾农民死活，提高农民赋税，直接导致李自成等农民起义爆发，明朝灭亡。
2.极度自私、无爱国情怀、无气节。面对各地农民起义，崇祯希望他们捐款，不捐；希望他们提迁都，不提；崇祯吊死煤山，他们比谁跑得快；清军入关，他们各种跪舔！
东林党是明末的一个政治利益集团，不能用简单的好坏来区分。东林党和阉党是死对头，如果没有东林党的制衡，阉党们能胡作非为到什么程度实在难以估量。但它既然是政治利益集团又不可避免的党争和排除异己，以追求政治利益为最高目标。做过好事但坏事也没少干，总体来讲贡献不大
评价历史人物最需要避免的就是陷入脸谱化的归类中。
东林党人作为一个有政治诉求的团体，其主张必定有积极地一面，也有自私、不利于明王朝发展的一面。
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阶级政治集团。由明朝吏部郎中顾宪成创立，直到明朝灭亡，共经历近40年时间。
对东林党人的评价历史上历来褒贬不一，正面来看：“从主观上说，东林一方投入到党争之中，目的是要挽救朝廷的政治危机”，“如果说党争无补于时政，那么东林党只是无心之失，不应受到过多的责备。相反，诸***以及阉党他们处处与东林为敌，加重了朝政的紊乱，破坏了正常的统治秩序，使国政在非良好的状态下运行，因此他们应负最主要的责任”。邓泽森的文章称：“有的论著在辨析东林党着意政治改革时，持论似有失偏颇，认为‘他们的运动在体制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倒退了一大步'，是从张居正‘所***取的立场的重大退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忽视了对上述两次改革客观条件差异性的认识”。东林党人的活动正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代表着‘社会良心'发起的政治自救运动。东林领袖在同封建统治集团里邪恶势力的较量中，遭到彻底毁灭，但是他们仍以***式的悲壮殉难，给后人树立起一座巍巍丰碑”，“他们为民***的义举和不畏***的抗争精神，犹如点缀封建末世夜空里的璀灿星辰。这是封建时代正直知识分子给历史留下的宝贵财富。
从负面来说：“东林党人在时局动荡之际，能够以道自任，致力于社会道德文化秩序和政治法律秩序的重建，知行合一”，“其人格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赞扬，钦佩的；但是在现实的经验操作过程中，东林党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以及……意气用事，挑起了晚明剧烈的党争，既给自身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也给国家、民族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综合来看，东林党人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深陷儒家思想的泥潭，很多皇帝需要他们做的是受限于他们的道德准则无法去做，因此效果并不好，和阉党之间的斗争加速了明朝的衰亡。
